绥化市地图:《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皇室财政的公与私

admin 6个月前 (04-15) 社会 34 0

《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李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9年8月出书,334页,128元

历久以来,由于明朝财政治理的错综复杂,明代财政史研究成为难度极大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在“力争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周全说明的第一人”黄仁宇完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后,明史学界很长时间里仍延续着黄先生的研究门路,尤其是“洪武型财政”及其对明代财政甚至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相关叙述,直至本世纪初仍有影响。但由于黄仁宇的研究年月较早,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万明先生便指出黄在写作时史料不够扎实,以致叙述中“急于作出轻率的归纳综合”“提供另一个更远大的历史模子”,他对“洪武型财政”的叙述也缺乏大型数据文献资料的支持(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验: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2019年,云南大学李园博士《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一书出书,如本书封面所说,“厘清国家库藏的设置与收支形态是熟悉明代财权分配体制和财政转型的主要视角”,作者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从内库——皇室财政的视角研究明代财权分配和财政转型,并由此探讨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

本书所研究的“内库”,指内廷常设的库藏机构。作者以为,内库作为君主直接掌握的财政贮备系统,在“家国一体”的理念下,实质不局限于君主私人,而在初期肩负了较多国家职能,甚至可以说是明初构建的“洪武型财政”运作中国家钱币系统的焦点。但内库始终为君主财权所掌控,治理模式仍以“内廷化”为主,随之而来的是坏处丛生。随着明代中后期国家部、寺库藏系统先后置建,内库“公”的功效有所弱化,君主不时侵夺国库财权。同时,由于国家钞法崩坏,内库原先以物料与宝钞为主的库藏逐渐“银纳化”以缓解危急,而这一历程又伴随着内库治理者出于既得利益而做出的阻碍,使内库成为国家财政中钱币化滞后的一环。总之,内库的建置与作用反映了明朝中央财政体制从单一到多元、从高度集权到相对分权的转变,其收支转变则与明初的实物体制到后期白银钱币体制的转型息息相关。

除绪论及结语外,本书可以根据作者的三个问题意识分为三部门:内库层面的明代宫廷财政、内库视角下的明代财政转型、内库与明代社会经济。

第一部门包罗第一章“明代内库规制考述”与第二章“明代内库的羁系体制及问题”,属于明代内库自己的制度研究。

明代内库制度其来有自,亦承袭历代陋习,历代内库规制纷歧,但都体现了君主专制下,作为君主私库而仍涉足国家财政的特点。明代内库随明朝迁都而履历了先南京后北京的历程。南京内库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随着宫廷需要与国家财政钱币政策的调整,其名目、职掌不停扩充。洪武中期,明朝原本公私一体的国家财政体制有所调整,部门内库划归户部,故南京内库诸库在隶属关系上既有隶属内府的内承运库等,也有隶属户部的外承运库等。永乐朝迁都北京后,由于南京在国家财赋的主要职位,故而南京内库始终未废,仍施展着主要财政功效。北京内库则既有原先地方库藏转为中央库藏的身分,也有陆续新置的库藏,并在永乐朝以后成为天下性的物料总库和京师银库。

内库的收贮依其内容可分为钱钞类、物料类和综合类三种,这与那时国家财政收入情形以及财政制度中内库的职位有关。钱钞类即宝钞和各种铜钱为主,明初刊行大明宝钞,其收贮与刊行总库即为内库;内库的物料收贮则主要来自于天下各地的物料,品种多达四百余种;综合类库藏主要是金银宝货,在明初虽不属于流通钱币,并因推行钞法而执行银禁,但现实上洪武一朝白银均未退出流通领域,甚至在国家财政层面都可作为支付手段,因而仍有相当数目的金银宝货进入内库贮藏。这种钱币、实物并存的库藏形式历久存在,并随着白银钱币化的趋势逐渐以钱币占有主流。

在内库的治理上,明太祖早先有意内外共治,以内官、女官为代表的宫廷势力和以户部流官为代表的外官势力分工牵制。但由于内库始终是君主私库,且君主以内库控制国家财政的需要,倚赖君主权力的内官在内库治理的介入水平、品级上均高于外官。永乐朝以后太监势力膨胀,内官对内库羁系力度亦不停强化,司礼监作为内府首署和君权的现实代行者,在内库羁系方面彻底逾越了外廷的部院科道诸臣。故终有明一朝,明代内库的人事现实以内官为主,外廷羁系险些无效。

以内官为主的内库羁系体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内库收、储、支各环节都有所体现,如入库科索、入库揽纳、关支无序、内库侵盗等,而君主对内官的种种造孽采取了现实默许纵容的态度,使内库成为内官藉以肥己的法外之地。而且,由于内官侵渔相当水平依赖实物入库的形式,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内官自然对物料折银各样抵触,使内库反而成为明代财政体制中钱币化历程滞后的一环。

本书第二部门也是本书主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将明代内库的收支治理放在整个明朝国家财政从前期至中后期的变化与局限当中。

作者指出,明太祖设置内库的初衷是将其作为国库而非私库,也就是前述“公私一体”的理念,直到正统七年(1442)前,内库都是中央财政的单一库藏。正统七年后,太堆栈、常盈库等依次确立,国家财政走向多元。从收支来看,作者逐一详细列举了明初到明中后期更改前后的各种目,指出前期内库收支所反映的国家财政仍以实物为主,而后期经由量变与折变(改折),白银成为主流,且正统后新设置的库藏皆为银库,反映出国家财政形态的白银化调整。在这场财政钱币化的转变中,内库起了异常要害的作用。

从中国古代财政生长来看,唐宋以来财政一直泛起钱币化趋势,明初由明太祖确定的以征纳实物为主的财政体制则与这种趋势相反——即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但这一时期的财政体制仍存在以钞、银、钱为标志的钱币形式,其中宝钞作为明初的国家钱币,由内府收贮刊行。而以宝钞“统天下利权”,也是内库的一大经济收入。内库以宝钞供应御用、国用,强制划定俸禄、犒赏等以宝钞盘算,并在永乐、宣德朝的宝钞流通危急中提议以救钞为目的一系列宝钞回笼政策,无不体现内库在这一时期占有国家财政的主要职位。

洪武年大明通行宝钞壹贯

基于内库在明初财政制度中作为钱币系统的焦点作用,作者对黄仁宇“洪武型财政”有了新的思索。作者指出,黄仁宇“洪武型财政”是一种“以内制外、以京师驭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单一国家财政体制”,且征收多为实物,相比唐宋以降的钱币化趋势实为逆反。但“洪武型财政”并非彻底排挤钱币,从内库收支来看,钞、银、钱仍然在国家财政体制当中,厥后为推行由内库存储和刊行的宝钞,才实行了银禁、钱禁,其实质是国家为法定宝钞的流通扫清障碍。

明太祖制订的财政系统并未恒久维持。由于宝钞超发,宝钞贬值,钞法崩坏,白银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钱币,内库丧失了对钱币主权的操控,不再能通过隐藏的金融手段获取收入。同时,宣德以降宫廷开支增添,内库逐渐支用不足,至成化朝展现财政危急,迫使明廷在财政制度上予以调整。为缓解危急,充盈库藏,明初以来内库另一大宗收入税粮折征逐渐由折实转为折银。另一方面,在外廷的推动下,内库原藏的实物亦折银贮库,内库钱币化水平不停提高。这种收贮结构的银纳化成为明朝缓解财政危急的主要途径。正统元年(1436),为解决京师武官俸粮支取,朝廷议准京师武官得由内库折银支给,这一政策调整被视为明代金花银制度和财政白银化的开启。但内库的白银化并不顺遂,作者指出,物料折银触动了内府实物体制和部门宫廷群体的既得利益,加上宫廷的实物经济头脑,导致明代中后期内库实物折银存在诸多局限甚至阻滞频频,其他事项的折银亦有同样的问题,因此虽然内库在国家钱币白银化和财政逆境双重作用下提议了以“折银”为路径的银纳化变迁,但始终保留了较多的实物部门。

在明朝财政钱币化的历程中,明初以内库为主的国家库藏系统有了新的转变,户部太堆栈、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库等贮银库先后确立,中央库藏泛起了多元化款式,财政权责也有所调整。内库由原先“公私一体”的国库日渐成为专供君主的私库,不再协济国家财政。而内府之用却仍能依赖皇权直接提取部、寺诸库。最典型就是神宗对国家财政的攫取,内库财富聚而不发,甚至造成了万历后期的财政问题。

在这部门最后,作者还回应和辨析了明末内库存银的情形。以往学界对明亡时的内库存银有两种差别的看法,一种以为天子始终不愿派发内帑银协济外库,以致明亡后内库仍有大量积压;另一种看规则以为明末内库积压已于历次协济中消耗一空。作者考辨晚明以来的财政状况指出,虽然神宗驾崩时内库“帑如山积”,但厥后的光宗、熹宗、思宗均能应廷臣所请,发内帑银以供军用。由于战事频仍,外廷不停奏支内库,现实军需消耗已经超过了内库所能协济的限度,神宗所积的银两已经基本告罄。而且,由于金花银逋欠严重,内库实征难题,到崇祯朝内库财源已经极具萎缩,已无从聚敛。因此,明亡时的内库应当实系空匮而非厚积。

在本书第三部门,作者以一章的篇幅,以一个典型的财赋单元——松江府为中央,探讨内库与下层赋役中的上供肩负。松江府在明朝的财赋重镇江南区域,其赋役之累亦以“苏松重赋”著名,而供应内库的上供财物占了较大比重。在下层,内库上供覆盖了正赋、杂赋、正役、杂役各领域,类目众多,导致卖力对口解送的下层肩负沉重。周忱在江南的改革调整了上供财物的征解与分配,如税粮折征等,提升了内库在国家正赋分配款式中的职位,并推动了财政中的钱币化。但由于内库收支无度,在下层聚敛愈烈,陋规横行而无制度约束,致国民上供肩负沉重,饱受其害。松江府只是一个缩影,而上供之困现实普及天下。

诚如万明先生所言,明代财政史研究难度极大,而皇室财政则因其位处九重、事涉内府而纪录尤少,加之有明一代财政制度转型变化猛烈,后世对明代内库更难领会。本书能在错综复杂、雾里看花中找准视角,梳理出内库与明朝财政变迁的主线,并由此回应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主要话题,在纵横两个偏向都有所深入:

横向上,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内库自己的制度,而是通过厘清其建置与形态,将其置于整个明朝财政甚至政治体制当中,如内库在收支与谋划中与内外廷的互动、在国家赋役中与下层社会的关系;纵向上,作者始终有一种“变迁”“历程”的意识,注重研究工具在差别时期的转变与特征,特别是一些要害时期的要害政策,而且能在史料上“竭泽而渔”,爬梳史料找到研究工具的转变,如前后期收支类目的转变、差别时期监库内官任职情形等,对比之下一目了然。而这些都需要作者历久着实事情,非短期取巧所能致。在当前以要害词检索代全文阅读、以个例举隅代全局研究的民风下,本书的事情着实值得吾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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